国家形象·文化篇
作者
田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
国家的文化积淀是国家形象差异化的根本原因，能否树立好国家的文化形象，对树立好国家形象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是多元的。构成文化形象的内容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文物、民族风情、宗教传承、电影电视等。
本文对跨文化传播经典理论进行回顾和反思，提出“桥接社群”的概念，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海外华人这一特定的桥接社群在西游记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考察，提出跨文化传播的“动力-意识-策略”模型，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创理论。本文认为，双重身份认同是桥接社群所拥有的排他性文化资源；有效跨文化传播实践须制造一种近乎“浸入式”的接受体验；以桥接社群为核心要素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微观的、语境化的、双向的模型；通过桥接社群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受制于故事文本自身在异文化中的认知基础和传播潜力。本文进而呼吁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发展以桥接社群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阐释框架。
跨文化传播；桥接社群；西游记；海外传播
一、引言
跨文化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有效性的实现与符号系统、文本构成、传播媒介、接受方式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是一个“话语间”（interdiscourse）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从单一路径探索跨文化传播效果模型的尝试都难以取得成功，研究者必须综合考量不同路径之间交互作用的机制、传播主体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本意涵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关联性。
传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实践较为重视作为传播渠道的媒介，以及作为意义载体的符号与文本，这是可以理解的：媒介技术的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交流方式的改变，无疑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变量，这种变动性使新的传播模式成为可能。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一个“跨文化新媒体研究”（INMS）的学术领域，作为传统跨文化传播的分支，专门以新媒介技术为认知路线，重新理解跨文化传播的本质和过程。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的人的文化构成，尤其是接受者的文化构成，则往往受到忽视。简而言之，就是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熟的文化身份理论并未有效地为跨文化传播实践所吸纳，从而导致主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时常呈现出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倾向，进而缺少文化理论范畴的解释力，跨文化传播需要像文化研究一样，“不断推进其边界”，不断实现对前沿的文化身份理论，如性别理论、国族理论的结合。
在与“人”有关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实践中，“桥接”（bridge/bridging）是一个时常被使用的概念。这一概念通常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它可以指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主体通过不同的语言和非语言策略使不同意义得以在具体语境下实现暂时性协调的一种状态或机制，其意涵与文化研究中的“接合”（articulate/articulation）十分接近，唯理论化色彩较弱、效果指向更强。第二，它还可以指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特征的个体或群体，这些个体或群体往往由于掌握多个文化的相关知识、对多个文化拥有情感上的认同，而天然成为跨文化“桥接”得以成功的重要元素。诸多研究表明，界定双重文化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文化内化”（culturalinternalization）作为一种深度心理机制，难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测量，更多要依靠研究者的阐释，而且这些群体参与跨文化传播的动机和意愿往往受到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影响。
本文在对上述理论文献进行理解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桥接社群”（bridging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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